李松指出，伊朗核问题的历史沿革，包括伊核全面协议的达成和遭到破坏都充分证明，伊核问题的出路在于政治外交解决，在于促进对话、推动合作。必须指出，正是美与“欧三”(英国、法国、德国)于去年6月理事会推动伊核决议后，以色列和美国悍然对伊接受保障监督核设施发动袭击。今年又对伊实施第二次打击。这才是导致伊方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合作被迫中止，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

李松强调，在理事会搞政治对抗解决不了伊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提交安理会没有出路。伊核问题只能在充分尊重伊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和平利用核能正当权利的前提下，通过政治外交努力和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内的保障监督合作，才能得到妥善解决。理事会应当为外交谈判发挥建设性作用，为伊方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和伊核政治外交解决进程创造条件，而不是制造新的障碍。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2020年秋冬之际，由中央政法委、教育部联合主办的“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专题系列讲座再次走进高校，政法实务专家走上讲台，深入宣讲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司法实践，协同培养卓越法治人才。根据此项工作安排，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和二级大检察官、最高检副检察长陈国庆先后于2020年12月14日和12月16日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授课并与大学生互动答问，回应当代大学生的法治关切，深入探讨中国法治问题。

张军：非常感谢东冉同学。这是一个涉及法理的好问题。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大特色。以德治国靠什么？靠的是道德教育从娃娃抓起，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引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的要求落实，学校、社会、家庭都要承担责任、共同努力，更加务实有效地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靠的是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引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唯有运用、执行好法律，方能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也只有将法治和德治紧密、有机结合好，我们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司法实践中，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司法机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司法办案的重要指引，使司法活动不仅符合法律规范，更建设培育社会主义道德水准，以司法引领、促进全社会道德建设，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生动实践。

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检察机关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中央部署要求的政治责任，一个发力点是道德和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确保法治副校长有用有效。如何将纸面上的“法”、案例中的“法”，转变为未成年人笃信、笃行的法律意识，引领青少年提升道德素质，让法治精神、传统美德真正抵达孩子内心？最高检领导躬身践行，率先垂范。2020年9月，张军以“民法典中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为题，与北京市第二中学师生共话未成年人保护，北京16区的师生代表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在“云端”听课。这已是张军连续三年秋季开学季到北京二中讲法治课，受到师生欢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截至2020年9月，全国共有3.3万余名检察官在4.5万余所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其中，有32个省级院检察长，省级层面实现全覆盖。针对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需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变为“好不好”这一深刻变化，各地检察机关积极组织骨干力量研发精品课程，创作动画、动漫等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的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作品，打造标准化课件库，努力提升法治、德育宣讲质效。疫情期间积极开展线上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宣传，利用各种方式与学生展开互动，覆盖面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各级检察机关还立足检察职能，在讲好法治课的同时，积极回应学校需求，通过为学校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参与化解矛盾纠纷、开展临界预防、参与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等工作，支持、促进、强化学校以社会主义道德培育学生，协助学校解决安全隐患，共同创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

在抓好娃娃教育的同时，检察机关高度重视在办案中引领提升道德规范。2020年12月25日，最高检党组在《人民日报》上发文指出：“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办案来引领、规范社会行为，是司法机关应承担的使命。检察机关在履职过程中也应注重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促进形成全社会普遍认可、充满正能量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更好守护公平正义、弘扬美德善行。”各级检察机关在履职办案过程中注重价值引领，促进全社会弘扬中华传统美德，通过办案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用法治的力量引导人民群众向上向善。如“杭州一女子取快递遭诽谤案”由自诉转公诉，被社会各界认为是维护公民正当权益、落实民法典人格权保护的积极作为，彰显出检察机关维护网络秩序、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自觉，同时也警醒世人：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同样应遵守公序良俗和法律规定，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网民。再比如，2021年3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确规定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近日，“辣笔小球”仇某贬低、嘲讽卫国戍边的英雄烈士，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同时，为维护英雄烈士的合法权益，在军事检察机关的支持配合下，南京市检察机关决定公益诉讼立案并开展调查。此前，江苏省淮安市人民检察院对当地居民曾某侮辱救火烈士的行为，依法提起侵犯英烈名誉权的民事公益诉讼。这些案件的意义重在从法律层面对当事人的侵权责任予以确认，引导全社会尊敬英烈、崇尚英雄、崇德向善，实现了起诉一起、警醒一片、教育和影响社会面的良好效果。

张军：谢谢禹涵同学。法科学生更应关注社会现实，在实践中提升法律智慧。您关注的其实就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高度重视的金融风险问题，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也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加大防范、惩治力度的问题。对于防范金融风险，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多次进行专门强调。司法不能仅仅消极地受理、办理具体案件，更要能动、积极地反映社会需求，在司法过程中，研究分析倾向性问题、社会治理问题之所在，以检察建议、以典型案例引领向社会发出预警防治信号，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天气预报’，促进防范各类金融领域的“黑天鹅”“灰犀牛”，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人民群众在金融活动中的合法权益。这可以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

2019年，最高检结合相关办案调研发现，当前查办金融犯罪特别是涉众型金融犯罪，不仅动用大量行政资源、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而且犯罪造成的损失往往难以挽回，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为此，最高检向中央有关部门发出了“三号检察建议”，与相关部门一起强化源头治理，促进有效监管精准跟上、落实，努力把违法犯罪风险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状态。

习近平总书记就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最高检围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明确提出：刑事追究只是最后的惩罚手段，应抓小抓早，防微杜渐，通过办案助力金融环境治理，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2019年6月27日，最高检围绕及时发现查处金融违法犯罪活动向中央有关部门制发了“三号检察建议”，推动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行政监管，强化源头治理，努力把违法犯罪风险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状态或者初始阶段。

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在办案的同时，坚持惩治结合，以惩促治，注重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监管环节缺失等问题，为加强金融监管、深化治本举措纷纷发出检察建议，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贡献检察之智。其中，上海市检察机关通过精办大案要案、制发检察建议、加强理论研究、开展司法协作等方式，有力打击犯罪、防控金融风险。截至2020年10月底，上海市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金融犯罪案件500余件800余人，受理审查起诉800余件1500余人。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何挺：现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刑诉学界最关注的话题。从张军检察长2020年10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专项报告来看，该制度在全国的适用率并不平均，包括现在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比率以及量刑建议被采纳的比率都不太平均，而且在不断变化过程中。请问，从该制度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您觉得适用比率多少是比较合适的？

检察机关是如何考量的呢？首先看刑事案件的整体情况：当前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和缓刑案件比例都比较大，也就是说现在多数案件为轻微刑事案件，占到80％左右；80%以上的案件是认罪的案件，所以是两个80%。也就是说，80%以上的案件，只要认罪认罚都可以适用这个制度。其次，最高检在2019年提出了一个70%左右的适用比例，就是要求各地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达到70%左右的适用率。这个适用率，基于上述两个80%，是有科学依据的。

为什么各地差别比较大？关键就是看检察官是否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做好工作。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在审查起诉阶段实际上给检察官增加很多的工作量，包括以事实、证据、法律及有关案例教育、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这一工作，以前是诉至法庭后，主要由法庭去做。同时，还须请律师参与、阅卷，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对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与嫌疑人都予认同。同时还要做好被害人方面的工作，形成谅解、认同。这些工作量大、事难。从认真贯彻国家法律、实现公正和效率、真正化解矛盾，特别是履行好检察机关职责的角度出发，最高检提出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经过各地的努力，目标基本达到，不少地方到2019年12月份，单月全国的平均适用率达到了80％，2020年以来平均适用率已经达到了85％。比较高的适用率是可以实现的，这是基于我国刑事案件的实际情况、结构，在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合理的目标要求。

当然，我们也强调，适用的同时，要保证办案质量和效率。要在提高质量上下功夫，特别是保证被告人自愿认罪，案件处理得更合法更公正。目前，关于量刑建议采纳率这个问题也比较复杂，检察官提量刑建议也需要一个适应过程。比如盗窃、伤害等具体情况下具体分析量刑，确定刑量刑建议是有可能的，而且是比较可信的。下一步，主要是加强培训，提高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水平能力。

经历司法实践检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创新，丰富了刑事司法与犯罪治理的“中国方案”。新时代，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有内涵更丰富、水平更高的需求，希望司法政策与时俱进，期盼社会长治久安；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矛盾日益突出，必须遵循司法规律，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推动案件繁简分流。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党中央决定建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着眼于提升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更着重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罪犯改造。2018年10月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承担主导责任，不仅是诉讼的承上启下的枢纽和监督者，而且是罪案处理的实质影响者乃至决定者。为了最大限度地激活这项制度，在2019年8月的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工作会上，最高检提出，到年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当月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70%适用率的目标，来自于司法实践的支撑。办案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比例达到80%左右，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在这类案件中，绝大多数被告人85%以上一审宣判后不再上诉，认罪、认罚。对此类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程序分流，符合刑事司法简案快办、难案精办的趋势。

检察机关在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过程中强化与相关执法司法机关协作配合；立足批捕、起诉职能，切实履行指控证明犯罪主导责任；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该严则严、当宽则宽，确保依法准确适用；强化内外部监督制约，防范廉政风险；加强政治、业务建设，着力提升办案能力。最高检专门制作法治宣传片，以浅显、新颖的动漫形式阐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公安部大力支持下，2020年7月起在全国看守所、派出所、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循环滚动播放，一些犯罪嫌疑人受感召后主动认罪认罚。

2020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专题听取最高检关于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对检察机关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工作给予充分肯定。2020年12月1日，最高检下发通知，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提出十个方面28条贯彻落实意见，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对照审议意见和专项报告要求，有针对性加强和改进工作，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高质量、更好效果适用。

张军：谢谢莫野同学的这个问题。家暴问题确实值得重视，现在不仅有“男家暴”，也有“女家暴”。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家庭暴力等案件时，要从司法办案引领促进和谐家庭关系建设、以检察建议为保护家庭弱势方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社会环境，预防相关违法犯罪。比如，2018年10月，最高检向教育部发出“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在认真分析检察机关办理的性侵幼儿园儿童、中小学生犯罪案件后，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首次以最高检名义发出的第一份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围绕“一号检察建议”的落实，我们还会同教育部等8部委出台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与公安部、教育部共建教职员工入职前查询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制度，探索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督促和支持起诉、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等工作，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中均予采纳。目前，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特别强调检察机关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重新犯罪预防工作等依法进行监督。检察机关要没完没了督促“一号检察建议”、强制报告、入职查询、从业禁止等措施的落实，不让“大灰狼”进入“小兔子”的安全空间，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当前，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生活压力与日俱增，家庭暴力也呈现出多样化和持续化的特征，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检察机关在妥善办理相关案件的同时，也在积极加强与有关方面协作，共同完善社区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预警分析、社区调解等制度，以预防为主，调解为先，争取将家庭暴力化解在形成之初，解决在萌芽状态，促进社会治理。

2018年10月19日，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最高检向教育部发送“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历史上第一份由最高检直接向国务院组成部门发送的检察建议。“一号检察建议”发出后，全国检察机关与教育主管部门联合进行实地督导、明察暗访，检查中小学校、幼儿园3.86万余所，监督整改安全隐患6600余个。最高检会同教育部赴8个省区市进行督导，有力推动了校园安全制度的落地落实。2019年，媒体曝光的几起侵害女童事件令人揪心，落实最高检“一号检察建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再次凸显。对此，最高检态度坚决，强调“一号检察建议”要“没完没了”抓下去，以此为抓手，助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的落实。几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一号检察建议’已成为撬动检察机关开拓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重要杠杆，成为促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的重要牵引。

2020年5月7日，为完善机制，及时干预，严厉惩治、有效预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推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最高检与国家监委、公安部、司法部、教育部等8部门会签下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强制报告意见》明确规定，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

近年来，全国各地发生了多起有性侵犯罪前科的人员持续性侵学生案件。各地检察机关经过探索实践，证实开展入职查询制度是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2020年9月18日，最高检联合教育部、公安部共同发布《关于建立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见》。《查询意见》明确规定，中小学校、幼儿园新招录教职员工前，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在授予申请人教师资格前，应当进行性侵违法犯罪信息查询，对具有性侵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不得录用或者不予认定教师资格。《查询意见》还明确规定了入职查询范围、适用入职查询的人员范围、查询方法、查询结果的应用及追责等，从源头上把“大灰狼”挡在校园之外。

2020年10月，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审议通过。修改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把近年来最高检会同相关部门力推的“强制报告”“入职查询”相关机制以及禁止胁迫、引诱、教唆未成年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或者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检察政策，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并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保护更重责任和更高要求。并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等依法进行监督。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补充”。司法机关应当审慎对待每一个涉民营企业刑事案件，充分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如果企业或其法定代表人在经营中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应当依法追究，让其付出相应代价，但是“稳企业、保就业”应当在依法办案的同时，注重尽量不要让这个企业垮掉。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企业负责人很关键，如果不审慎对待，可捕可不捕、可判实刑可判缓刑，捕了、诉了、送进监狱，这个企业很可能就会垮掉，影响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就业，还会影响当地的发展稳定。依法不捕、不判实刑，在依法办案前提下，采取从宽的办案方式，同时严格对企业进行依法治理、管控，是现代治理的有益探索，检察机关在组织试点。我们希望能够建立起与企业合规制度相融的检察工作制度，以丰富的检察实践，助力刑事追诉立法、司法、执法不断健全完善，适应经济社会更好、更稳、更高质量发展。

民营企业创业艰辛、发展不易，更需要、更珍视法治的呵护。最高检特别提出，检察机关要当好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的“老娘舅”。2020年的两组办案数据体现检察机关对民营企业的厚爱：依法从严惩治危害非公经济发展的犯罪，起诉侵害非公有制经济的犯罪同比上升3.2%；依法从宽处理非公经济人员经营环节的犯罪，不捕率较总体刑事犯罪不捕率高出8个百分点。

严管又是如何体现的？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时，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就提出适用缓刑的建议”。这些政策要真正落地，后续工作就应当跟上：谁来促进、检查落实涉案企业自我规范、守法合规经营？而不是简单的“案结事了”，经营中的违法犯罪可以不付出成本、只付出很不相称的极低成本。如果这样，对所有严格合规经营的企业而言，是不公平的，实质是不正当竞争，也无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在这个大背景下，为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3月，最高检启动涉案违法犯罪依法不捕、不诉、不判处实刑的企业合规监管试点工作，并确定上海市浦东新区、金山区检察院，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宝安区检察院，江苏省张家港市检察院，山东省郯城县检察院为试点单位。目前，最高检还对此专设指导组深化研究、加强指导，积极探索、努力推出既体现从严司法，让违法犯罪付出应有代价，又最大限度降低追诉成本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合规制度，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我在福建主持了一起公开听证申诉案件，清华法学院的张建伟教授作为听证员参与、有力支持了这次听证。这起听证案件的效果很好，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这是一起涉及定性上是商业欺诈还是刑事诈骗的当事人申诉案件。申诉人坚持主张起诉欺诈人，当地检察机关认为证据还不够充分，当事人便从基层检察院一直申诉至最高检。我作为主持人到福建主持公开听证，在各方面的支持配合下，做到了案结事了，当事人双方各自尽到了法定义务，企业重新恢复活力。如果这起案件在基层检察机关作出相对不诉决定时就进行公开听证，可能就避免了当事人踏上为期三年的申诉之路。由此，公开听证的必要性充分凸显，该制度的优越性也充分显现。

新时代，如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一段时间的检察实践表明：检察听证已成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治理、落实司法为民、提升检察公信的有力抓手，实现办案“三个效果”有机统一的重大举措和有效途径。2020年以来，张军、童建明、张雪樵、陈国庆等最高检领导，率先垂范，带头主持公开听证。各级检察机关也普遍开展公开听证工作，检察长带头主持公开听证，推动这项制度进一步落实。

2020年10月，最高检发布《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检察机关以听证方式审查案件工作。《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召开听证会的案件范围，即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拟不起诉案件、刑事申诉案件、民事诉讼监督案件、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公益诉讼案件等，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案件处理等方面存在较大争议，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需要当面听取当事人和其他相关人员意见的，经检察长批准，可以召开听证会。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案件，需要核实评估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是否具有社会帮教条件的，可以召开听证会。

此前，有当地学生家长向澎湃新闻提供的“祥城镇2026年秋季公办幼儿园招生报名通告”显示，此次招生的4所学校分别为城东社区幼儿园、城西社区幼儿园、城南社区幼儿园、祥城镇第四幼儿园，“报名类别和所需提供材料”分为8类，其中明确，祥城镇辖区内行政事业单位、国企在职在编正式职工（注：此类人员工作地点须在祥城镇辖区内，同一系统外派其他乡镇的不在此列）的子女报名，上传《户口簿》、工作单位证明（主要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或调动通知等原件照片；在城区购房且已入住人员的子女，报名时除了上传购房合同或不动产权证书等原件照片，还要上传物管费、水电费缴费票据的照片；在城区内经商的个体经营商户子女，报名时除了上传《营业执照》、实体店面远近景照片等基本资料，必要时还须提供一年中首、中、尾三个月的经营项目资金流水或到实地查验；其他人员子女，全家在本地务工且户籍地无人监管，报名时上传父母务工证明、工资流水、租房证明等原件照片。

6月8日，祥云县教育体育局相关人士向澎湃新闻介绍，4所公立幼儿园招生主要对象为城区内户籍居民或在城区购房经商务工人员的子女。因符合条件就学的儿童较多，公办幼儿园学位供给不足，且此前发生过居住地在其他乡镇、不符合报名条件的家长为了让子女在城区就读，“突击”提供虚假住房合同以及临时办理营业执照现象。设置上述引发公众质疑条款的主要原因系甄别是否真实在城区有居住、务工、经营行为，校方要求家长提供工资流水，涉嫌侵犯隐私，实属考虑不充分所致。

“下一步工作中，为确保招生工作公平、公正、透明，县教体局将细化工作措施，优化招生流程，强化招生服务，切实为群众提供公正透明便捷的入学条件。”上述相关人士表示，将对全县各中小学、幼儿园招生简章及招生各环节进行全面排查，重点检查是否存在不规范、非必要的内容条款等，尤其在资料审核、报名录取等群众关注的环节，加强合法性、合理性审查。进一步规范招生行为，严格落实招生审核和录取公示制度，健全学校初审、中心校复审、县级终审三级审核制度，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公示，做到条件公开、程序公开、结果公开，坚决维护教育公平，构建公开透明、规范有序、监督有力的招生工作长效机制。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既阐明了立党为公的根本、为民造福的初心，也指明了科学决策的方法、真抓实干的作风，蕴含着深刻的系统观念和辩证思维，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方法指引。当前，我国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完成“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需要应对更加复杂的环境、解决更多深层次矛盾。党员干部只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才能真正站稳人民立场，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积极担当作为的精气神为党和人民履好职、尽好责，扎扎实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创造利党利国利民的政绩。

处理好公与私的关系，要牢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党的性质宗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要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要始终坚持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以人民群众期盼为念，以实干实绩践行初心使命。

处理好公与私的关系，要端正从政心态、正确对待自己。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要做到忠诚干净担当。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公仆，一要为公，不能有私心；二要为仆，不能有官气。”公仆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天经地义。党员干部要真正在思想上解决“入党为什么，当‘官’做什么，身后留什么”的问题，就必须正确对待权力、名利、群众、组织、同志、自己等诸多因素，这里最难最核心的是如何对待自己。一个干部树政绩如果是为了给自己留名、替自己立碑、为自己邀官，就根本做不到求真务实，根本不可能对群众负责，根本不可能专心致志抓落实。

处理好公与私的关系，要始终做到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无私才能无畏，无私才敢担当。“心底无私天地宽。”党员干部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有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才能做到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只有牢固树立奉献精神，养成“计利当计天下利”的胸襟，才能做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在对待权力上，要始终牢记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用来为党和人民做事的，姓公不姓私，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在履职尽责上，要坚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大公无私，始终从党和人民根本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出发干事创业，不慕虚荣，不务虚功，不图虚名，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关系贯穿于我们工作的始终，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不仅是一个工作方法问题，更是一个关乎价值立场的根本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统一”，“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真正一致起来”。从根本上讲，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从来都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对党负责就是对人民负责，对人民负责就是对党负责，两者统一于对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度负责之中。

坚持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相统一，要吃透上情、胸怀“国之大者”。党中央决策部署是立足全党全国发展大局，从战略层面把握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集中体现，地方和部门的工作是对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落实。早在上海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对上海提出了“四个放在”的施政理念，这正是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对上海发展所作的科学定位。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不能空喊口号，更不能说一套做一套，搞所谓“包装式”落实、“标签式”落实、“割据式”落实。这就要求各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吃透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时刻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自觉把地区和部门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做到既为一域争光、更为全局添彩，既要坚决防止简单化、乱作为，也要坚决反对不担当、不作为。

坚持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相统一，要摸透下情、贴近基层群众。对下负责，就是要站稳人民立场，把心系百姓、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体现到履职尽责全过程各方面。一方面，要注重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呼声，想问题办事情要从群众切身需要来考量，不能主观臆断。另一方面，要实事求是向上级反映在政策执行中遇到的真实情况、基层的鲜活经验和群众的反馈意见。要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面对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要勇于担当作为，不能怕困难怕担责，更不能把工作和责任往上推、往下推、往旁推，甚至事事“避雷”、两头“甩锅”。要坚决反对眼睛只朝上不朝下，唯上不唯实，政策执行中只考虑领导满意、只顾自己方便，甚至违背群众意愿不切实际决策和粗暴执行的行为。

坚持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相统一，要实事求是、精准施策。任何工作都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切忌生搬硬套、上下一般粗。这就需要在落实上级决策部署时找准切入点，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转化为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具体决策和落实方案。谋划推动高质量发展要与本地资源禀赋、优势短板、发展基础充分相结合，找出适合本地区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执行上级发展规划、惠民政策、专项部署要开动脑筋、主动作为，创造性开展工作，坚持因地制宜、“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结合实际积极探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有效方法和途径，确保最终效果符合党中央决策意图、政策初衷，用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检验实际工作成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功成不必在我’，是一种有宽阔胸怀的建功立业思想，实际上就是大我和小我的关系，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和个人抱负、个人利益的关系。”这里，功成不必在的是“小我”，是个人利益、个人抱负，应该在的是“大我”，是党和人民事业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当然，“功成不必在我”并不是消极、怠政、不作为，而是要有“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跑好自己这一程的历史接力棒。

处理好“不必在我”与“必定有我”的关系，既要立足当前，更要着眼长远。立足当前和着眼长远，二者相互统一、密不可分。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强调：“作为领导者，既要立足当前，更要着眼长远，甘做铺垫工作，甘抓未成之事。”“要树立正确政绩观，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立足当前，就要秉持“必定有我”的实干担当，面对急难险重任务、民生关键小事、产业转型升级，要主动扛起责任，办实事、解难题，不推诿、不懈怠。着眼长远，就要坚守“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遵循事业发展自身规律，保持耐心、久久为功、接力奋进，避免心浮气躁、急功近利。特别是为群众办实事既要立足当前、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具体问题，又要着眼长远、完善解决民生问题的体制机制，真正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处理好“不必在我”与“必定有我”的关系，既要做显功，也要做潜功。对关乎事业发展当务之急和直观可感的显绩要立说立行、紧抓快干，对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也要主动谋划、扎实推进，甘于下苦功夫、慢功夫、长功夫，甘做“铺路石”，愿做“栽树人”，不追求短期效益、不贪图虚名。现实中，有的干部急于出政绩，甚至想“一拳砸出一个金娃娃来”，一味追逐短期显绩、热衷短平快项目，看似见效快，实则多是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短期行为。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既要积极做“一年干成几件事”的显绩，也要踏实做“几年干好一件事”的潜绩，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格局默默奉献、担当作为。

处理好“不必在我”与“必定有我”的关系，既要善于“瞻前”，也要注意“顾后”。中国式现代化好比马拉松接力赛，党员干部干事创业要保持清醒头脑，培养“接力意识”，既要善于“瞻前”，也要注意“顾后”。善于“瞻前”，就是既不搞“一个师公一道法”，也不刻意搞“新官上任三把火”。对于前任留下的工作，只要是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符合人民愿望的，就要一茬接着一茬干，结合新的实际，用新的思路、新的举措，脚踏实地把既定的科学目标、好的工作蓝图变为现实。同时还要注意“顾后”，努力培养长远眼光和全局思维，为后任多打些基础，为后代多留些财富，追求人民群众的好口碑，历史沉淀之后真正的评价。

早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中就强调，“如果说务实是‘决胜千里之外’的实践，那么务虚则是‘运筹帷幄之中’的谋划，两者可谓并蒂之花、相辅相成”，“务实是务虚的出发点和归宿，务虚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务实；而务虚是务实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做好务虚，务实就如同无头苍蝇，只能盲目瞎转”。历史和现实表明，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既重务实、又善务虚，使之有机结合、相得益彰。只有虚实结合，方能“致广大而尽精微”，才能干对事、干成事、干好事。

处理好务虚与务实的关系，要善务虚、把方向、谋全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把务实与务虚有机结合起来，“谋定而后动”，把形势看准、思路理清、事情干对。党员干部要加强理论武装，把党的创新理论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转化为自己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提高政治能力和战略思维能力，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观察新形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创造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谋划一域不能忘记整体，立足当前不能无视长远，突出重点不能忽略一般。”这就要求作决策要有战略眼光，看得远、想得深，立足全局、立足长远思考，关注整体局势的发展走向。同时，对问题要深入研究、综合分析，多方听取意见、全面权衡、科学取舍。

处理好务虚与务实的关系，要重务实、抓落实、求实效。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务实是必备品格，必须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党员干部要察实情、出实招，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做表面文章，不耍花拳绣腿。推动工作要强化问题导向，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以真抓的实劲、敢抓的狠劲、善抓的巧劲、常抓的韧劲，抓铁有痕、踏石留印抓落实，以绣花功夫把工作做扎实、做到位。面对矛盾问题要勇于担当、善于作为，敢字为先、干字当头，做到敢打硬仗、善打胜仗。

处理好务虚与务实的关系，还要有战略定力和策略活力。战略与策略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改造世界、变革实践、推动历史发展的有力武器。谋事干事不仅要增强战略的前瞻性，以科学的战略预见未来、引领未来，还要注重策略，为战略实施提供科学方法。战略和策略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要提高站位，把战略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既着眼于解决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问题，制定战略举措、作出战略部署、保持战略定力，又在战略实施中灵活机动、随机应变、临机决断，抓准抓好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在因地制宜、因势而动、顺势而为中把握战略主动，避免出现患得患失、摇摆不定、进退失据的问题。

6月9日，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无砟轨道斜拉桥——崇启公铁长江大桥主桥成功合龙。据悉，崇启公铁长江大桥是中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主干线路——沪渝蓉沿江高铁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全长4.09公里，主跨400米，横跨长江入海口北支航道。大桥采用双层布置，上层为设计时速100公里的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双线高速铁路和时速250公里的双线城际铁路，是目前在建的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无砟轨道斜拉桥，也是中国首座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公铁两用长江大桥。图为航拍崇启公铁长江大桥。

灵聚大圩，法韵漓江。千年商埠依漓水而立，一江碧波环古镇而过。坐落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漓江之畔的灵川县人民法院大圩人民法庭深挖地域特色，将法治服务融入老街巷陌、漓江岸线，立足乡土实际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打破坐堂问案传统模式，发挥司法职能守生态、强治理、惠民生，让法治气韵伴着漓水清波浸润圩镇烟火，为基层善治注入强劲的司法动能。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核心要义，在于抓前端、治未病。大圩法庭立足辖区治理实际，跳出“被动办案、事后化解”的传统思维，促推搭建基层共治平台，率先探索“法庭+综治中心”全域治理模式。自2021年进驻镇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以来，法庭打破部门壁垒、打通治理断点，联动信访、公安、住建、人社、妇联、司法所等多部门，整合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等资源，构建起“党委领导、法庭主导、多级联动、全域覆盖”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过去一段时期，漓江流域生态类案件类型杂、管辖散、裁判标准不统一，非法捕捞、乱砍滥伐、违规采石等行为查处碎片化、修复流于形式，生态治理合力难以凝聚。为守住“桂林山水甲天下”的金字招牌，2021年，大圩法庭挂牌成立漓江流域巡回法庭，推出环资案件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归口审理模式，让辖区所有生态案件“统一审、规范判、闭环治”，彻底告别以往“多头审理、标准不一、修复脱节”的治理困境，实现“办一案、护一片、稳一域”。

该案由灵川县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刑事公诉及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李某主动认罪认罚，灵川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期使用禁用工具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构成非法狩猎罪。法庭结合案件事实与认罪悔罪情节，依法对被告人李某判处罚金1000元，并判令其承担生态修复、鉴定相关费用共计2412.5元，以精准司法惩治震慑非法狩猎违法行为，切实守护漓江流域生物多样性。

针对漓江沿岸非法采矿破坏生态的行为，法庭同样坚持惩戒与修复并重，不仅依法对违法行为人定罪量刑、判处相应罚金，更紧盯生态受损实情，结合山体破损、植被枯死、水土流失、河道隐患等实际损害，精准判令责任人开展边坡治理、植被补种、常态化生态养护，让破坏生态者付出代价、主动补损，真正实现“谁破坏、谁修复，谁受损、谁补偿”，让漓江生态得以休养生息。

生态保护绝非简单“禁、堵、罚”，更要兼顾百姓生计、化解民生症结。青狮潭库区渔民转型纠纷，正是法庭统筹生态守护与民生保障的生动缩影。库区村民世代靠水吃水、以渔为生，为优化水域生态，当地敲定统一鱼苗投放、期满统一捕捞的收益分配方案，九成村民签字认可，但仍有部分村民心存异议。有异议村民执意私自捕鱼，拒不遵守集体约定，与合作社产生矛盾。加之库区水域辽阔，少数渔民多在夜间分散违规捕捞、刻意规避检查，基层执法力量难以全域管控。为此，巡回法庭主动靠前介入，一方面下沉村组开展面对面法治宣讲，约谈纠纷带头人，释明渔业法相关规定，掰开揉碎讲清违规捕捞的法律后果，稳住局面、平息对立情绪；另一方面跳出纠纷本身溯源治理，通过精准发送司法建议，推动当地政府重构管护机制，推行“四方两股一体化管护”模式，一体管护、互利共赢，既守住了水源地生态安全，又盘活了渔民生计，为库区生态长效管护筑牢法治根基。

新法典施行后，耕地保护与农业生产环境监管有了更为明晰的法定准则。为引导广大农户在田间种植中科学施用化肥农药，规范回收处置农药瓶、农资塑料袋等农业废弃物，杜绝随意乱扔造成土壤面源污染，法庭的法官顶着烈日深入田间地头、种养基地开展法治宣讲，推动农户从被动守法转向自觉护田，助力本地特色农业走好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